黄力之，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美学、文化思潮等方面的教 学和研究。主持过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党校系统科研项目研究。近年 出版过《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先进文化论》、《历史实践与当代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著作。
记者：黄教授，从您的学术成果来看，您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您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学术追求？
黄力之：我先介绍一下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看法。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96年版后记中说，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而另一位美国学者F.R.詹姆逊则认为，20世 纪对马克思研究的拓宽，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拓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取得了最大的进步。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矛盾的看法呢？这实际 上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容易被看成一种“无”的状态，但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又特别地“文化”化，特别需要理论构建，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理论空间，马 克思主义者应该去做这个工作。我总结自己多年的学术追求，用一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建的深化。可以说，我的大部分著述都与这个主题有关。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建的深化应该循着什么样的路径进行？
黄力之：我认为首先是“回到马克思”，就是说，我们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文化问题上到底说了什么？还有什么没说？否则，构建就不是实事求是的。
“回到马克思”，必须先进入马克思的文化语境。可以说，18世 纪是“文化史观”的世纪，因此，马克思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接受文化过程对人的形成意义，如何使之更科学化。马、恩对文化现象的研 究是通过“文明”概念、“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概念、“意识形态”概念，甚至还有“上层建筑”概念来进行的，这提示了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构 建的科学路径之所在。
在这一特殊语境中，马克思的文化理论研究自有其突进。比如，在1844年 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解决了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确认了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并在揭示异化现象的过程中确立了新型的文化价值理念；而在创 立唯物史观时，马、恩关注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忽略了文化概念。但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 系问题的论述，实际上揭示了文化嬗变的规律，为文化性质的判断找到了科学的标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他们的文化理论研究有了新的重大贡献：马克思的人 类学笔记接触到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模式问题，提出了“以追求财富为最终目的”的文明模式的终结的问题，预见了人类社会在21世纪的困境；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系列书信则在实际上揭示了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丰富和补充了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也包含了对19世纪50年代的唯物史观模式的深刻反思。
记者：那么，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改革开放和马克思主义当代文化建构的关系？
黄力之：我认为，从1978年至199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有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桎梏变成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而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也就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化。所有这一切，完全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
在所有的变革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因为，只有在这一体制下，所有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转化为对适合自己的 生存方式的寻求；非公有制经济才能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从无到有地成长壮大起来；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才能由单一的政治操作转为非政治的自然操作（市 场操作），社会构成才能由政治社会中产生出市民社会来。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是改革的革命性确证，也是社会转型的根本标志，因此而成为 意识形态嬗变的不可抗拒的内在机制。
十七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阐述，增加了一个内容，那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置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视野中。
记者：您认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现阶段的文化建设时，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黄力之：我认为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文化矛盾问题的研究。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价值动力，甚至可以广义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价值追求。
问题在于其实际状态。如社会道德面貌，2007年9月，《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起了“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由各地群众投票选举出来53位全国道德模范及254位 提名奖获得者，胡锦涛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全国道德模范并发表重要讲话。但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趋势是什么呢？这里暂且不谈干部腐败，尽管 从“以吏为师”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大的价值观问题。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连年呈负增长的态势。一项权威调查结果显示，“只求家 庭生活舒适和睦”、“希望赚更多的钱”、“充分发挥个人才能”、“追求个人生活情趣快乐”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社会价值取向，认为上述描述符合自己价值取向的 人分别达到91.6％、88.3％、82.1％和79.4％。而认同“为社会作出较大贡献”价值取向的仅占77％。另外，有超过1/3的人追求名声，1/4的人追求权力。
种种迹象说明，主流价值观发生了生存危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产生了消极影响，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迫在眉睫，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针对性首先在此。
记者：那么您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文化矛盾表现在哪些方面？解决的思路有哪些？
黄力之：我们必须对中国社会的深层文化矛盾进行结构分析，至少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将重心落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上，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能理顺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内在结构关系，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发生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甚至被一些人理解为解构。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将发财的欲望合法化，于是许多关于道德的话题都只限于“戴面具”的场合。特别是让经济主义进入教育医疗法律领域，这样，以 学校教育而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叙说者（教育当局及教育者）同时充当了解构者。比方说，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首先是从学校抓起的，可是，相当一些教育 机构事实上在干些什么呢？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拼命向学生收取钱财，什么赞助费、择校费、转专业费、课外辅导费、资料费、降分录取费等等，不一而足。这样， 教育机构一方面向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自己的行为在解构这种教育。这样就形成了教育作为文化母机的内在矛盾：它用好的思想道德去教育学 生，可是它自己做了不道德的事情。
第三，现代性导致民族文化价值与西方文化价值的矛盾。如果说，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还只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冲击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而到20世纪后期，西方的现代性不是启蒙思想所能概括的了。这在中国的表现就是现代性名义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失去最后合法性，所有关于民族精神的教育都遭到现代性的解构。
这样，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上就是对一系列文化矛盾进行处理。文化矛盾这一概念有两层内涵：一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一是同一文化主体的内在对 立。后者更为深刻。只有承认文化矛盾的存在，解决能够解决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将不可避免的现象合法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才是有效的，而不是空洞 的、形式的。比方说，欲克服市场经济的解构性影响，必须首先进行社会公益建设和社会保障建设。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危机与社会公益建设及社会保障建 设的阙如是紧密相关的。1990年代中期以来，学费、医药费、房价的涨幅大大高于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与大多数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完全脱节。
今天我们必须反思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吸取西方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显然忽视了西方人对市场化的消极性作用的认识。可以说，如果不在事实上解决市场化社会的倾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会不断遭遇市场化的解构，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