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明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自1947年问世以来，始终以其深邃的学术洞见与独特的田野视角，为理解中国基层社会提供着理论透镜。在这部社会学经典中，“乡土性”概念如同解剖刀般精准切入传统中国社会的肌理，揭示出植根于农耕文明的独特社会运作机制。在城镇化率突破65%的当代中国，当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学术经典时，发现其理论体系不仅没有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反差中展现出更强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力的持续存在，恰恰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深层矛盾与制度张力。
一、乡土性的核心特征及其当代嬗变
在农耕文明孕育的熟人社会中，“面对面社群”构成最基本的生存单元。这种空间形态使得社会关系的建立无需借助抽象符号系统，人们通过日常交往中的眼神、语气乃至肢体动作就能完成信息传递。这种具象化的交流方式塑造了“文字下乡”的独特困境——当外来知识体系遭遇本土经验传统时，必然产生认知方式的剧烈冲突。土地依附性形成的时空观念呈现出鲜明的循环特征。春种秋收的农业节奏衍生出“经验即真理”的认知模式，老者的智慧因积累更多耕作周期而获得天然权威。这种时间观在工业化进程中遭遇根本挑战，流水线上的标准工时 制度与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彻底瓦解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时间认知体系。血缘地缘复合体构成的社会网络，在现代人口流动浪潮中发生着剧烈重构。农民工群体虽身处都市，却依然通 过同乡会、宗亲会等形式维持着传统社会关系。这种“悬浮的乡土性”创造性地将差序格局移植到现代城市空间，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中村”社会生态。
二、差序格局的现代性悖论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在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关系时展现出惊人的理论弹性。社交媒体时代，微信“朋友圈”的功能设计暗合差序格局的波纹扩散原理，用户通过分组可见、权限设置等操作，在虚拟空间复现传统人际关系的亲疏序列。这种数字化的差序重构，既是对传 统社会关系的路径依赖，也是技术赋权下的适应性创新。法治建设遭遇的人情困境，暴露出差序格局与现代法理秩序的深层冲突。基层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调解优先”原则，实质是传统“无讼”理念的制度化延续。当刚性法律条文遭遇柔性关系网络时，往往产生“法治本土化”的实践变形，这种变形既是文化适应的必要过程，也可能成为制度异化的风险源头。市场经济中的关系资本化趋势，将差序格局推入更复杂的演化轨道。商业往来中的“圈子文化”、政商关系的“潜规则”运作，都在不断再生产着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版本。这种资本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既可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可能滋生权力寻租、形成市场壁垒。
三、礼治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传统礼治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着痛苦的祛魅过程。乡村社会中的“老规矩”逐渐失去道德约束力，但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这种规范真空导致基层社会出现道德滑坡与价值混乱，典型表现为赡养纠纷激增、乡村赌博蔓延等现象。制度变迁的速度与文化适应的节奏之间的时间差，构成社会治理的重要挑战。制度移植引发的文化排异反应，在基层治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初衷遭遇传统宗族势力的消解，民主选举常常异化为宗派斗争。这种制度实践中的变形，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政治理念与传统治理逻辑的深刻矛盾。文化自觉视角下的传统再造，为礼治秩序转型提供了可能路径。浙江部分地区复兴“乡贤文化”的实践表明，经过现代性改造的传统要素，能够有效填补转型期的价值真空。这种再造不是简单的文化复归，而是传统与现代要素的创造性融合。站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节点回望，《乡土中国》的理论遗产给予我们双重启示：既要警惕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认知误区，也要避免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陷阱。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本质是现代性诉求与传统惯性的持续角力。解决这种矛盾的关键，在于构建既能保持文化主体性，又具有制度创新能力的转型路径。这种路径探索，既需要理论层面的概念创新，更依赖实践层面的制度试错。唯有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保持理论自觉，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转型之路。
